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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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道拉美來認識世界和自己，中國發現……
以中國的巨大體量，一廂情愿地認同和尋求“融入”既有的支配結構，并不會獲得霸權力量的接納；而如果尋求對霸權力量的簡單替代，不僅會遭遇反擊，更無法得到既有支配結構下被支配者的認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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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究竟在哪里？
美國的“國”不僅僅在其版圖之內，更在一張覆蓋全球的新殖民主義“權力網絡”之中。這張“權力網絡”利用資本對利潤的渴望來擴張和維持自身的運作；這張“權力網絡”為美國的戰爭機器提供了基礎性支持；這張“權力網絡”也是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載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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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黃昏？
在歐盟未來的道路上，哈布斯堡帝國的影子，也許始終會與其相伴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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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太快，如何評論中國抗疫再次成為難題
BBC的“后退”——或者用當年南京國民政府喜歡用的說法“轉進”，只不過是近兩年來西方主流媒體對華疫情報道的無數次尷尬“轉進”之一。但有句俗語說得好：只要自己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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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要帝國的一切好處，但不承擔成本”
相比占領其他國家，美國長期以來遵循一種更“儉省”的帝國治理傳統：形式上尊重其他國家主權，但以軍事力量為后盾，以資本和商品為前哨，借助美元霸權等工具，對其他國家進行低成本的控制。這樣既可以不斷從這些國家汲取利潤，同時避免承擔沉重的直接統治成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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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講清帝國主義如何洗白自己，我在北大開了一門課
我最近尤其關心一個問題：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國是怎么為自己的殖民擴張和統治發明各種理由，洗白自己的？如果我們把時間推到19世紀，西方是有為奴隸制辯護的系統學問的。以美國為例，當時有一堆人論證，讓黑人進行奴隸勞動，不僅對主人是好的，對奴隸也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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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沖擊下，歐盟也能變危為機？
長期以來，歐盟一面受困于“南北矛盾”——經濟發展不平衡，一面受制于“東西裂痕”——不斷東擴的歐盟無法實現政治一體化，反而被美國“摻沙子”。我們需要看到，歐盟領導層并沒有美國特朗普政權的“霸權失落”心理負擔，在對華交往方面總體上要理性得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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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為何讓許多人既同情又厭惡？
“歐洲公法”時代的終結帶來了波蘭的復國，施米特將德國視為巴黎和會上的被壓迫者，并以19世紀為參照，將戰后的國際體系視為一個紊亂和無效的體系，進而著手建構一個以“大空間”為基礎的新國際法理論。在這一理論中，同樣缺乏波蘭的自主空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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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人遇到門羅主義，中國就慘了
在1919年美國的內部政治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威爾遜的政敵們恰恰認為威爾遜的國聯計劃背離了門羅主義傳統，有可能導致一個歐洲國家主導的國聯干涉美國以及美洲事務，美國不僅可能無所得，甚至還可能有所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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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研究生，需要探索中國思想的可能性
海子把屈原的白鞋子留給了我們，我們要繼續走他沒走完的路。如果說三十多年前，海子探索了漢語詩歌的可能性，今天，我們作為北大的研究生，需要探索的則是中國思想與中國學術的可能性；我們的貢獻終將在“全世界的兄弟們”的見證下，被歷史認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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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土耳其，自康有為那會兒就被湊在一起
在中國處于歷史低谷的時候，康有為就撰寫了《大同書》，想象了一個超越“萬國競爭”的世界。在120年后，中國已經有了更強的物質力量的時候，我們更沒有理由閑置自己的批判力與想象力，繼續“尾隨者”的心態與姿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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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美爭議比作“英德之爭”恰當嗎？
英德沖突發生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近代西方列強的發展乃是以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依附地位為代價的，德國崛起并不改變這個基本游戲規則。相比之下，中國的崛起客觀上沖擊了這個仍然充滿剝削與壓迫的國際秩序，因而也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阻擋，但這從本質上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德沖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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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華，并非“想象”出一個民族
《重塑中華》覆蓋的時段截止于1949年，但其問題意識絕非僅限于近代。任何優秀的歷史作品，都不僅是關于過去的，而是用過去觀照未來來，“通古今之變”。既然中華民族認同的塑造仍然“在路上”，“一”與“多”之間的張力也將長期存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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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才能想象下一個五百年
我們該如何理解國際秩序與國際法？了解近代以來的列強究竟是如何理解他們自己的帝國事業，以及他們所建立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可以使我們對于霸權秩序的批判更為準確和有力，同時對于國際秩序建構的原理，獲得更為深切的理解。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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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井岡山到全球秩序：中國與“大國協調”
中國要推動建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意味著接過美國已經無心推進的基于資本的“大國協調”方案，只不過將領導者換成了中國呢？中國期許的世界秩序，不是將一個原則強加給各國，與基于某個單一原則的“大國協調”，本質上并不相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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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病夫”的自救：康有為眼中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康有為對土耳其1876年立憲的描寫，很可能是以戊戌變法作為經驗模型，而“賢相”阿士文的形象，幾乎就是他自己的寫照。他在書中寫道中國與土耳其被西歐譏諷為東方兩病夫，中國正在進行維新變法，產生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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