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榮休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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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道”在中國民主政治中的具體實踐
西方人非常重視形式（form），中國人非常講究實際性的東西。我們必須獲得實實在在的東西，并且，實現某種目的的方法未必只有一種方式?！暗馈边@個概念已經預設了可能存在許多種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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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民主概念在中國落地，中國共產黨是第一推手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他指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a href="/WangShaoGuang/2024_01_09_721674.shtml">[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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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道路上，西方敢不敢回答這三個問題？
試問，如果沒有掠奪，大英博物館會是什么樣？進一步問，如果沒有掠奪，西方的博物館會是什么樣？再進一步問，如果亞非拉國家索賠成功，取回了被西方掠奪的文物，西方的博物館會是什么樣？它們還會保持“先進”的狀態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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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西方人對中國政體的認識反不如400年前？
西方歷來都有根據一兩個簡單標準來劃分政體的思維，但他們根據這種“政體思維”，卻說不清傳統中國到底是何政體，到了利瑪竇至孟德斯鳩時代，西方人形成一個觀點：中國政體，是一種復雜的混合整體，承認君主權威，又有平等精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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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先富”忽略“后富”，還給自己找了理論依據
他們警示今天中國的先富階層，一定要明辨是非、區分善惡，再富有也不能忘記自己是無數人“奉獻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普通公民與其他普通公民之間有一項不可撤銷的共同富裕契約；絕不能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絕不能聽任財富鴻溝不斷擴大；絕不能須臾淡忘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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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人民”這個概念的過程，也是認同、解放、代表人民的過程
西式代議民主是單維代表，只有一個維度，即形式性代表。人民民主是全方位代表，不是單維度代表，它將象征性、描繪性、形式性和實質性代表四維聚為一體，所以叫做四維一體。這個框架有助于我們將人民民主與西方的民主理論、民主實踐做一個非常簡單、清晰的對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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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市場經濟”不會在中國出現
在西方歷史上，市場經濟的興起是非常血腥的過程。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崛起完全離不開國家和國家干預。一個徹底商業化的社會是反人性的社會；再分配說到底是人性的展現，是恢復人性，具有哲學意義，不僅僅是錢的易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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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有資格自豪地說，“我們人民”！
中國共產黨清楚地知道，它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關系，除了主動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別無選擇。這也使得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更真切、更可信賴，更加靠得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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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一疫，全球意識形態力量對比可能發生變化
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謂是對全世界治理體系，甚至是意識形態的大考。從佩戴口罩抗疫這一點就能看出，實行社會主義，或者集體意識比較強的國家與地區，明顯要比崇尚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做得好，更多的生命得以保全。意識形態的力量對比可能將從此發生變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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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中國崩潰”，是一種惡毒的期待
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中國必將崩潰，因為中國不全盤照搬西方的“撒手锏”。但現實證明，他們都錯了。中國的崛起告訴世人，即便貧窮、即便從未對外殖民、即便擁有龐大的人口照樣可以發展起來。而這也說明，所有國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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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在“斷供”之后走出危機，我們也可以
從1949年一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到1972年，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是全面的封鎖。這期間，我們的科技也有長足的進步，所以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美國能辦到，我們一定能夠辦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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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力”是發達國家用過的梯子，現在卻收起來不準我們用
在歐美各國的經濟發展初期，戰爭刺激它們強化了自己的國家能力，較強的國家能力轉而幫助這些國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國家能力就是發達國家用過的梯子；現在它們卻把這把梯子隱藏起來，讓發展中國家按它們說的做，而不是按它們做過的做，是徹頭徹尾的偽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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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撕裂至此，不過是歷史問題的延續
很多根本性的社會問題未必能靠選票解決。1619年（即明朝萬歷年間），第一批非洲奴隸就抵達了今天的美國，距今已有401年。不改變美國的制度本身，黑人還要等多少年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社會政治地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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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的“民主”，實際上是民主的贗品
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11個南部州里有10個修改了憲法和法律，為黑人投票設計出一整套“合法”障礙來取代非法手段，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文化水平測驗和人頭稅。文化水平測驗要求投票前必須通過英文讀寫測驗，未通過者不得投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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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為何有這么多“想不到”？怕是西式思維作怪
問題是，我們為什么會想不到？對解釋世界，歐美有大量看似很“科學合理”的說辭，我們以前往往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變成自己思維框架。但這次疫情撼動了這些貌似“科學合理”的假設，激發我們對此深刻反思；尤其是中國和歐美的比較，也許告訴我們社會政治體制比什么都重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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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對“深度不確定”，歐美面對“確定條件”，結果卻這樣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后，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學者把它比喻成一次黑天鵝事件，但我的看法是，這次事件絕對不是一件黑天鵝事件，而是比黑天鵝事件更困難的事件，我把它稱之為“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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