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旅美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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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后世命運為何迥異？
羅馬帝國滅亡后，確實有不少人希望復興羅馬帝國，但所有這些想重建羅馬帝國的人都是舊瓶裝新酒，都是只是希望借用羅馬帝國的符號來建立自己的新帝國。而中國是實行帝制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國家，但從來不是帝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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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結構的歷史底蘊與國家根本政治制度
西方作為先發的現代國家，對國家結構形式的分類并不能夠完整、準確界定國家的結構形式。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歷史悠久、歷史傳承豐富的國家，這種純形式的區分并不全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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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王朝為何不應稱“帝國”？
中國在清代不是一個帝國，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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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從極端平均主義時期過來的，共同富裕不是要回去
我相信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也好，守望相助也好，特別到出現困難、國難的時候，大家一定是出手幫助的。這就是一個有文化底蘊的國家和一個沒有文化底蘊國家的差別，其它國家可能做不到，我們可以做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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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后富者掉隊，走向共同富裕是時代的要求
目前我國個稅只占總稅收的6.89%左右，沒有辦法作為一個有力杠桿調節貧富差距。相對來講，在很多發達國家，情況基本是倒過來的，個稅占稅收的大頭。如果個人所得稅能夠在國家財政當中占比達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國家手頭的杠桿就比較大，也就很容易對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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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中國貧富差距在縮小，批評聲音卻在增大？
過去十年中國的勞動所得遠遠低于資本所得，事實上中國的貧富差距并未被基尼系數所完全反映。從中國的實際看，除了個人收入或消費上的貧富差距外，居民資本所得，包括金融投資、房產所得、教育和醫療資源分配的弊端等，造成的貧富差距要比一般統計數據更嚴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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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復興百年進程的歷史邏輯
在中國近代史上，絕不是救亡壓倒了啟蒙，相反，恰恰是啟蒙喚醒了沉睡的工農大眾，他們被動員成為社會革命的主力軍。誠如毛澤東所寫：“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闭侵袊伯a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宣傳啟蒙，正是動員廣大工農大眾，才使得中國的社會革命成為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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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因為中國來了
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通過加入由資本主義國家創建的經濟體系而實現了經濟起飛，并有望在未來不遠的將來，超過資本主義的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本身就令人感到驚愕。更重要的，中國有可能會對全球化的健康發展，對緩解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作出特別的貢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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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深圳上海都難以完全取代香港
中國這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參與資本主義體系，在一些重要領域需要一個結合點來進行銜接。我們1949年在解放完內地之后，完全有能力短時間內拿下香港，為什么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張保留香港？也是同樣的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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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與戰后國際秩序的形成
人們往往忽略了《華沙條約組織》的建立和兩大陣營的對峙正式形成是在1955年，而發生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鮮戰爭對亞洲戰略格局的改變、對兩大陣營的對峙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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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疫情中站起，世界已不是原來的世界，怎么辦？
從現在起到2049年還有30年，未來30年既是過去改革開放40年的繼續，也是建國71年發展道路的邏輯延續，更是跟建黨近百年的發展一脈相承。中國如果不犯戰略性錯誤，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是可預期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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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是一個世界”，用這個指標看中國能找到感覺
進行國際比較時，我一般建議至少列出兩個指標體系，一個是我們現在可能普遍使用的所謂國際化指標體系，這種指標體系往往是基于西方話語產生的，另一個應該是我們原創的、能夠讓人找到感覺的、更能夠實事求是地反映中國或者世界的指標體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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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資本主義下，什么都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美國政治上的進步主義不可能從根本上對抗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民權運動可以搞了一波又一波，但無論如何不能觸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這個根本就是美國的大資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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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6年，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何再次成為中央全會決定？
在中國內部，雖然走出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已經基本成定局，但中國能否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是否能實現現代化。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這次十九屆四中全會并沒有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一個一蹴而就的當下目標，而是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總目標。[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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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對中國偏見很多，我們需要更好解釋社會主義性質
到了十八大前夕，我們和張維為老師就站出來講話，認為這個社會不能再往右走了，要重塑中央權威，重新強調意識形態，而且要加強社會主義的性質，國家要解決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不能都扔給市場，不能按照自由派的思路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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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制”是指“資”“社”，不是央地權力分割
一些人在談論“兩制”的時候不是在談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在談香港的自治權，談香港與中央的分權關系。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兩制”就意味著中國有著兩種不同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權力安排。這是香港回歸以來極端反對派能夠鼓動或裹挾普通市民上街游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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